唐代政治制度设计

 　　赵扬 /文

　　奉行儒家学说，实行简约的“三省六部制”，这样的政治制度设计与农耕社会总体是相谐的，但前提是皇帝能克制己欲，不奢侈营造、不妄动刀兵。

　　唐依隋制，政治制度选自汉朝开始清晰并逐步完善的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“三省六部制”。这种制度汲取了先秦的有益经验，是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成熟设计，唐代以后的“三省”名称虽有变动，但“三省”的权力散入“六部”，“六部制”一直延续到清末，可见这种制度适用于古代中国的农耕生活方式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。

　　一

　　唐代奉儒家学说为执政理念。

　　孔子及其《论语》为儒家构建了一个体大思精的政治伦理体系，是中国任何一个学派或思想家无法望其项背的。其思想核心即是“仁”，强调人要行“君子之行”，要把“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作为追求的理想境界。

　　孔子及“亚圣”孟子十分热衷于政治，他们主张实行以夏商周德政为楷模的“仁政”。这种“仁政”强调秩序，承认阶层的利益差别，即周礼的“贵贱有序”，但又要施以“仁术”“恒产”的王道政治，从而保障庶民的利益，即孟子所言的“民为重、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的思想。孔子与孟子生前四处兜售这种理想驭术，可惜碰壁不轻。如孔子当了鲁国的大司空，马上下令削低权臣城垣高度，于是被轰下台，既而周游列国，因为要限制君臣的权力，终究没有人理会。至于孟子曾经向梁惠王和齐宣王等诸侯大谈仁政，可惜得不到响应，“王顾左右而言他”。

　　汉武帝接受董仲舒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主张，将儒学确立为国家意识形态。若追溯汉武帝尊儒的原因，可能是基于政治及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时代要求，也可能是汉武帝用兵过度，终于明白用仁术治国方为政治的最佳形态。

　　唐太宗取得皇位后，曾在长安弘文殿内主持了一场著名的辩论，讨论题目为“大乱之后能否大治、如何大治”，最终确定用“教化”之策行政，就是用儒家的“仁术”来王道天下。汉代之前有个短命的秦朝，唐朝建立在隋炀帝暴政的废墟之上，汉唐的有识君主以前代为鉴，深明“载舟覆舟”的道理，知道以强权霸道治理天下难以长治久安，因而接受儒家仁政思想，自觉地克制己欲不与民争利，于是取得相对的“盛世”。

　　二

　　唐代的政治制度是“三省六部制”。

　　所谓“三省”，系中书省、门下省、尚书省；“六部”系指尚书省下辖的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。

　　尚书省起源于东汉时期的尚书台，至隋唐之时成为全国行政的总汇机构，吏部综诠选之任，户部负财政之责，礼部掌礼仪及贡举，兵部主兵籍、器仗，刑部理刑狱辞讼，工部知工程建设，从而使全国政务各归所司。

　　从理论上讲，皇帝拥有天下所有权力，尚书省是贯彻皇权的具体办事机构，尚书省的首脑即为丞相。历史沿革中，尚书省的一枝独大，势必造成相权过重，为了分割和限制尚书省的权力，简明来说为了抑制相权，中书省和门下省应运而生。

　　中书省“掌军国之政令”，负责撰作诏令文书，是全国的政务中枢；门下省与中书省同掌机要，共议国政，并负责审查诏令，驳正违失。

　　具体来说，中书省负责决策并起草诏书，门下省负责审核，有权驳回中书省的诏书，若不驳回则经皇帝御批，然后交尚书省执行。尚书省下属六部，具体负责各项事务；政府所辖的九寺五监（太府寺、司农寺、鸿胪寺、大理寺、太仆寺、宗正寺、卫尉寺、光禄寺、太常寺，国子监、钦天监、将作监、军器监、少府监）贯彻执行尚书诸部所传达之政令；地方州、县禀承尚书符令施政，并定期向尚书诸部申报户口、籍账及政绩。

　　“三省六部制”是禀承儒家思想，汲取历代治权的有益部分完善而成，到了唐代堪称为相对成熟的政治制度。这种制度设计，首先是具有权力的制衡性，如三省的权力分立，门下省的封驳制度和谏官制度，是对君权的制衡，而门下省和中书省的设立则是对尚书省权力的限制，即对相权的限制。唐代限制相权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，即设立政事堂，其成员除了三省长官外，其他如授有“平章事”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“参与政事”的官员亦入政事堂议事，皆为宰相职。换句话说，唐代的丞相制系“集体领导制”，这样，权力的互相制约保证了政策方针的制定及实施大致正确。

　　这样的机构设置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——简约。秦汉以来的郡县制决定了中国基础政权的治理特点，地方政权以县域为基点，保持着机构简单及官员数目相对稳定的运行态势；至于中央机构，唐初房玄龄奉李世民之命并省官员，中央官员被精简为惊人的六百四十一人，可见官员的精干。

　　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，既然国家意识形态确立为有民生思想的儒家学说，国家政治制度显得简约，国家机构和人员精干，皇帝及官员不与民争利，且不瞎折腾，则粮谷丰熟，堪为盛世。有唐一代，“三省六部制”因为时局的变化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，大致为：“三省六部制”之长成——唐高祖、唐太宗、唐高宗三朝，“三省六部制”之挫折——武则天、唐中宗、唐睿宗三朝，“三省六部制”之完成及其转变——唐玄宗开元时代，“三省六部制”之破坏——自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顺宗执政时期，“三省六部制”之转型——唐宪宗至昭宣十朝，共分五个阶段。这其间“三省六部制”的具体名称和内容虽有变化，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“政事堂”到了唐玄宗开元时期改为“中书门下”，“三省”和“六部”的名称和管理内容也多有变更，但国家的大体制度脱不开“三省六部制”的基本框架，该制度之所以在唐代长盛不衰，就在于其内涵具有持久的生命力。

　　三

　　奉行儒家思想，采用简约的“三省六部制”政治制度，用之欲崇尚安静的农耕社会，应该说，制度与社会是相谐的，社会和谐与国富民强应该成为常态。但自东汉“独尊儒术”至于明清，如“贞观之治”“开元之治”类似的盛世少之又少，反而是乱世与庸世为多，于是就有了疑问：这种制度安排许是弊大于利，否则何以会出现这种破败的结果呢？

　　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修持特点，即是对于道德高度的持续修炼，其评判的标准没有量化的标杆，而是一种模糊的要求。如此一来，国家政治制度依儒家思想设计，其制衡皇帝与官员行为没有精确的标准，更多地需要建立在个人素养基础之上的道德自我约束。这其中，皇帝的道德自我约束最为重要，皇帝依儒家思想搞好自我约束，如克制己欲、戒奢奉俭，从而垂范百官及后宫，就会成为贤君，反之则是庸君昏君。

　　皇帝克制了自己的欲念，不奢侈营造、不妄动刀兵，就使皇室、官吏、庶民的收入保持相对稳定，朝廷可以恪守赋税标准，则国家就能长治久安。由此可见，国家的兴亡系于皇帝的一念之间，皇帝可以如唐太宗那样克制己欲、纳谏匡正，引导社会走向盛世，也可以如隋炀帝那样奢侈挥霍、兴兵营造进而亡国，因为“朕即天下”，皇帝的欲望除了自己的道德约束之外，只要他不愿意，没有制度和他人能够强力限制他的行为，这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最大命门所在。

　　《贞观政要》将“君道”放在首要，可见撰书者非常明白君主的重要性。《君道》开篇写道：“贞观初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‘为君之道，必须先存百姓。若损百姓以奉其身，犹割股以啖腹，腹饱而身毙。若安天下，必须先正其身，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理而下乱者。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，皆由嗜欲以成其祸。若耽嗜滋味，玩悦声色，所欲既多，所损亦大，既妨政事，又扰生民。且复出一非理之言，万姓为之解体，怨讟既作，离叛亦兴。朕每思此，不敢纵逸。’”唐太宗这段平实的话，说明了这样一个深刻道理：皇帝若嗜欲纵逸，“既妨政事，又扰生民”，此为大祸之源；皇帝若垂范天下，则“未有身正而影曲，上理而下乱者”，就可达到君臣共治。

　　唐太宗之所以伟大，就在于他能够克制己欲，进而约束官僚贵族阶层，严格按照租庸调法征税，不与民争利，维持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局面。翻遍《贞观政要》，其中较多的篇幅集中在唐太宗的个人认识及实践上，说明唐太宗实践中愿意按照所思践行；一旦有纵欲的苗头，魏征及其他大臣会第一时间提出谏言，唐太宗还是能听得进去这些谏言的，其行为就得到了及时的匡正。

　　中国历代王朝的官僚阶层当皇帝昏庸时，往往“潜规则”横行形成了一个逐利阶层，其结果就是与民争利盘剥百姓。唐太宗“正人先正己”，率先垂范，且其睿智英明也震慑群臣不敢逾规，由此引导官僚阶层走向清明政治。以大臣封德彝为例，他在隋炀帝治下为官时，与一帮权臣一起卖官鬻爵，纳贿贪赃，可谓奸诈之人；然他到了唐太宗治下，顿时将所有狡思劣行逐去，为朝廷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。

　　唐玄宗的经历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开元年间，他“依贞观故事行事”，克制己欲戒奢纳谏，于是有了“开元盛世”；然而到了天宝年间，他的心性有了改变，开始奢侈纵欲，由此催生了“安史之乱”。

　　这个命门看似简单，可是历代许多君主偏偏抑制不了这个“欲”字，于是皇帝昏庸，官僚逐利，生灵涂炭，中国王朝始终逃脱不了兴亡轮回的怪圈，本是适应农耕社会的政治制度不能充分发挥作用。后来又有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工业文明兴起，这种制度也就寿终正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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