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界的领导人：唐代“天可汗”制度兴衰(5)

 贞观二十年，唐灭薛延陀，回纥和铁勒诸部内附，修参天可汗道，是为天可汗制度的完善和第一次扩张。薛延陀是东突厥灭后的新兴势力，一向桀骜不驯，不服唐制。先有不听唐号令擅攻突厥余部一事，太宗遣李世绩败之，并当面告诫。后贞观十九年太宗东征高丽，薛延陀又出兵骚扰唐界，还遣使来见太宗探听虚实，太宗知其不臣，为免薛延陀坐大成为大唐之患，回师之后即命回纥诸部统大军攻薛延陀，唐发兵以应和，此战以唐将李世绩为统帅，之后回纥和铁勒诸部正式内附，并在回纥酋长的请求下修建参天可汗道，加强唐帝国与诸藩的联系，这是天可汗体系的第一次扩张，唐帝国的疆域也由此扩展到贝加尔湖以北地区。
    
    2、高宗时代：天可汗体系的再度扩张
    
    唐高宗大约是历史上被矮化得最厉害的一个君主。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男人的尴尬，老爸是千年仅出的大帝，老婆是千年仅出的女帝，任何人撞了这样的大彩可能都会变成什么也不是。于是，人们普遍认为高宗开始是长孙无忌的傀儡，后来是武则天的傀儡，完全毫无才能毫无建树，事实是否如此呢？看看高宗时的名将：安西都护裴行俭，就是著名的反武人士，武则天被册立为后他公开说国家祸乱，自此而始，但高宗一朝都颇受重用，被赞为“卿文武兼资，故授卿（文武）二职”，为安定西域做出很大贡献。而裴行俭正是灭百济、西突厥的主将苏定方的唯一爱徒，以为当今之世，唯裴行俭可传其兵法，二人关系之亲密可见一斑。苏定方贞观年间随李靖出征东突厥崭露头角，但大显身手却是在高宗时期。以武后对政敌的凌厉手法，是不可能重用裴苏二人的，这从她亲政之后把裴行俭的兵书没收泄愤可见一斑（时裴行俭已经去世）。此外，高宗朝屡屡击败西突厥的名将王方翼，更是废皇后王氏的堂兄，高宗去世后立刻被贬死于流放途中，可见高宗朝前期对外战争的胜利，主要还是应该归功于高宗本人。他在提拔将领、开疆拓土方面是值得称道的（武后没理由重用自己的政敌），唐王朝的疆域，亦是在高宗的手里，达到了极盛。
    
    查武后摄政事，通鉴上有如下条目：显庆五年（660年）： 冬，十月，上初苦凤眩头重，目不能视，百司奏事，上或使皇后决之。后性明敏，涉猎文史，处事皆称旨。由是始委以政事，权与人主侔矣。（长孙无忌死于同年七月）。
    
    “或”字，就表明还不是什么事都委之天后，只是有时让天后办事。所谓“处事皆称旨”说明了天后并不擅权，办了事都向他汇报，并得到了他的认可。一个“始”字还表明以前从来没有让她处理过政事，最后决策都是高宗自己。
    
    接着有高宗认为武后干政有意废后，招上官仪密谋不果，武后权势进一步增强，始有麟德元年（664年）事：自是上每视事，则后垂帘于后，政无大小皆与闻之。天下大权，悉归中宫，黜陟、生杀，决于其口，天子拱手而已，中外谓之二圣。然上元元年（674年），有天后上书建言十二事，如劝农商、息兵、广言路、习《老子》等，帝“皆下诏略施行之”，可见天后建议必须通过唐高宗的同意才能施行，“略施行之”，证明不是完全采纳，尤其是息兵，具体讲就是高丽战争，高宗一定要打，至此天后才能上表劝谏。可见麟德元年之后武后并未能完全把持朝政。
    
    时至上元二年（675年）高宗苦风眩甚，议使天后摄知国政。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曰：“天子理外，后理内，天之道也。昔魏文帝着令，虽有幼主，不许皇后临朝，所以杜祸乱之萌也。陛下奈何以高祖、太宗之天下，不传之子孙，而委之天后乎！”中书侍郎昌乐李义琰曰：“处俊之言至忠，陛下宜听之。”上乃止。说明高宗病情加重，已不能管理朝政，欲委之天后受大臣劝谏不果，遂于令太子李弘、李贤监国。武后于是连杀二子，高宗不能制。12永淳元年（682年）让太子显监国，此时已可认为高宗长期病重大权已然旁落。
    
    故此，我认为显德五年不应视为武后把持朝政政由己出的标志，而是此后武后干政的程度逐渐加强，上元二年至永淳元年后基本可视为武后实际执政时代了。之前对外战争的胜败，则应由李治负责，包括对西突厥及高丽的胜利，以及对吐蕃的失利。
    
    高宗朝的对外关系，概括起来分三类：1）灭西突厥，天可汗体系进一步扩张 2）灭高丽，大唐疆域此时达到极盛 3) 对吐蕃战争失利，大非川一战破除唐军不可战胜的神话。
    
    灭西突厥：太宗时代，已基本完成对西突厥的分化和包围工作，李靖平吐谷浑，侯君集灭高昌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，遂立安西四镇，这是大唐经营西域的开始。贞观二十三年，太宗以称臣内附的突厥人阿史那贺鲁为左卫将军、瑶池都督，令其招讨尚未服唐的西突厥各部。贺鲁击破西突厥首领乙毗射匮可汗，西突厥十姓诸部皆来归附，遂拥兵数十万，势力逐渐坐大。时太宗已去世，贺鲁遂自号沙钵罗可汗，起兵叛唐，安西四镇失守，并发兵攻唐庭州，时为永徽二年(651年)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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